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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伊始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研究版图中，补上了一块重要的拼图。
商务印书馆新近推出了《张元济全集补编》（下简称《补编》），由张元济文孙、上海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张人凤先生精心编纂。
《补编》收录了自十卷本《张元济全集》问世后新发现的张元济著作文献近35万字，涵盖976通书信、186篇诗文序跋。它为我们揭开了张元济鲜为人知的人生侧面，亦补全了这位文化大师的精神图谱。
《张元济全集》书影
《张元济全集补编》书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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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编纂缘起
十五年拾遗：
从《全集》到《补编》的文化接力
在近现代出版史上，张元济是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。这位横跨戊戌变法、清末新政、民国乱世至新中国的文化巨匠，对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。他主持商务印书馆半个世纪，用一生践行着文化报国、出版救国的初心，其著述整理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其实早在张元济逝世后，他的挚友陈叔通便嘱咐上海图书馆、商务印书馆纂辑其遗稿，拟编诗文、书信、日记等，后因时代所迫而中止。20世纪80年代，时任商务总编辑的陈原来到上海，商议为张元济编印遗稿之事，随后在其哲嗣张树年、张人凤，以及顾廷龙、王绍曾等人的共同努力下，终于实现编纂张集的心愿。
张元济先生
2007—2010年，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《张元济全集》十卷本，为学界研究这位出版巨擘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。《全集》共计约550万字，按书信、诗文、日记、古籍、研究著作分类，嘉惠学林。但受限于当时的文献搜集条件，仍有大量佚文未被收录，成为学界研究的遗憾。
2012年，在《张元济全集》十卷本的出版座谈会上，张人凤先生曾慨叹道：“没有真正的全集，只有不断趋于完整的全集。”彼时，距离《全集》出齐不过两年，他又收集到近十万字的佚失材料。这种严谨与谦逊，正是张元济后人一以贯之的治学态度。
在《全集》出版后的15年间，张人凤先生从上海图书馆、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、张元济图书馆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海内外文博机构所藏历史文献和数据库中，像拾穗者一样，只字片楮地收集、辨认、整理散佚的张元济所撰文稿。最终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《补编》，为近现代出版史研究再添重要基石。
张人凤先生
商务印书馆将这些新发现的珍贵文献辑录成编，旨在更全面地呈现张元济的事业成就与思想世界，让这位文化巨匠的精神遗产得以完整传世。如果说十卷本《全集》为我们树立了张元济先生的巍峨雕像，那么这部《补编》则为这座雕像刻画了更为细腻的纹理，以及更为生动的样态。
02
内容特色
（1）近千封书信：
在字里行间触摸有温度的出版巨擘
书信是《补编》的绝对核心。《补编》收录书信976通，加上《全集》已收4806通，共计约5700通，这一数量在近代名人全集中实属罕见。这些写给郑振铎、蒋介石、胡适、严复、王重民等同时代文化人物的信函，涉及出版事务、古籍校勘、学术探讨乃至日常问候，内容极为丰赡。
这些未公开的信笺，构成一幅全景式的近代文化人物交往图景，也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更为立体的张元济——他不仅是一位有远见、有魄力的出版家，更是一位有温度、有担当、有使命的知识分子。
张元济的思想犹如一颗颗珍珠，散见于他的日记和书信中。例如，他如何与同人商讨出版事宜？如何在战乱年代维系文化命脉？又是如何知人善任、提携后辈？这些细节，往往在正式的文章中难以寻觅，却在私人往来的书信中自然流露。
致郑振铎
振铎先生阁下：敬覆者，昨奉手教，谨诵悉。影印也是园藏元曲事，香港尚无覆信。此间同人互商，照缴前允书主借版权费壹千元。际此时局，自以流通保存为要。敝公司拟照出后即行出版，送书十部。尊处可不必另抄，即以壹千元购印成之书，但出版只能用商务印书馆名义，摄照期至速须两星期。谨此奉覆，伏候裁示。专此。祗颂台安。
弟张元济顿首
廿七年七月二日
在这封写给郑振铎的信函中，二人关于“也是园旧藏”元明杂剧借印出版之事进行商议。所谓“也是园旧藏”元明杂剧，源于明代藏书家赵琦美（脉望馆）之藏品，于民国时流落坊间。1938年，郑振铎在书肆发现这部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，千方百计代教育部购藏，并极力促成出版之事。
在前一封信中，郑振铎代教育部提出商借条件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“惟将来商务出版此书时，须用‘教育部’或‘国立编译馆’或其他国家机关名义”。在彼时动荡的时局下，张元济认为最要紧的是让古籍得以保存、流通，因此在与同人磋商后，坚持仅能以商务印书馆的名义出版。而后经历种种艰辛，教育部终于答应由商务印书馆承印此书，“一切条件，均可不计”。
1938年7月2日张元济为影印出版元明杂剧之事覆郑振铎函
1941年，商务印书馆如愿以“涵芬楼藏版”之名排印出版，将其命名为《孤本元明杂剧》。这套国宝级戏曲文献即为“也是园旧藏”元明杂剧的选刊，由张元济亲自主持，郑振铎参与选目、校订，曲学专家王季烈、学者姜殿扬等校理，期间克服了战争导致邮路不畅、校订者与主持者先后重病等诸多困难，最终创造了现代出版史上戏曲文献整理校订的佳话。
这部戏曲界学人翘首期盼的珍贵戏曲选本一经发售数月内即告售罄，可谓战时出版业的奇迹。戏曲研究专家苗怀明亦曾指出，商务印书馆此次整理校订“也是园旧藏”元明杂剧，“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，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”“代表了建国前戏曲整理工作的最高水平”。
张元济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商务印书馆，正是意识到这部古籍的重要价值，亦深知整理校订古籍的艰辛与不易，才多次去信郑振铎等人沟通出版事宜，始终坚持必须以商务之名出版。
《补编》中还收录了数十封论及此书出版事宜的往来信札，是张元济与郑振铎、王季烈、丁英桂、姜殿扬等人对于《孤本元明杂剧》出版细节的探讨，涵盖契约拟订、选目编次、文字校勘、版式设计等。
这些信函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清晰、鲜活的张元济日常工作图景，生动再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元济抢救、整理古籍的出版始末，也为研究中国现代出版史、戏曲史和文学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原始资料。
1940年3月27日张元济在《吕蒙正风雪破窑记》排样上的批注
除了文化交往外，张元济还曾为民请命致信蒋介石。那么张元济究竟是为何事写下这封信笺呢？
致蒋中正
介石院长大鉴：敬启者，庐山待教，倏已数年，远隔风徽，时殷企想。比闻综领枢轴，气象一新，敷政优优，真可为邦家庆也。元济籍隶海盐，侨居沪渎已逾三十载。近有自故乡来者，述及本省兴修公路，将贯城心，自南而北。县城斗大，街衢逼窄，公路有规定丈尺，两旁居民有碾及路线者，均须拆让。综计穿城经过之路，其中一半均有民房在应让界内。敝邑素称贫瘠，加以频岁荒歉，生计尤艰，居民多苦无力迁让或重自修葺。有人建议，如将路线改移西北数百步，沿旧时城边而过，其间本系空地，可无须毁及民居，於公於私，均无不便。曾以此议诉之县政府，未蒙采纳。乡人彷徨奔走，计无所出。元济闻之，殊为恻然。因思我公视民如□，用敢代为呼吁。谨附上略图一纸，伏祈鉴察。似此改线办法，於现在筑路经费及将来行驶速率，均不致有甚增设。可否仰祈转达浙省当道，俯念民难，重行勘改，俾此穷黎稍纾涸辙，感戴大德，觉有涯涘。并闻兴工在即，为时甚迫，倘蒙鉴允，特与□咨，尤深感荷。越俎干渎，无任悚惶。（下缺）
（1936 年 2 月）
张元济原籍浙江海盐，听闻故乡兴修公路将横穿县城中心，必须拆除道路两旁的民房。但海盐向来贫瘠，连年的饥荒更是使百姓民不聊生，他们既没钱搬迁，也无力重建住房。
因此有人提议，只要把公路路线改到县城西北方向几百步，沿着旧城墙边的空地修建，完全不用拆毁百姓房屋，实为两全其美之计。
这个建议却并未被县政府采纳，百姓们彷徨无助，四处奔走。张元济听说后深表同情，自愿写信为民请命，致信蒋介石请他转达浙江省负责官员，审慎地重新勘察并修改公路路线，旨在尽快让穷苦百姓脱离绝境。
张元济惶恐不安地写下这封信，尽管自认有越俎代庖之嫌，但因施工在即、时间紧迫，保全民房成为当务之急。他的言辞恭敬恳切，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对百姓苦难的体恤，是一封极为典型的乡绅陈情信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书中还附有部分致信者的原函，如《致史久芸》后附《史久芸致张元济信》，或《致严复》后附《严复致张元济信》等等。这种“来去函”对照的编排方式，让书信对话得以完整呈现，仿佛引领我们穿越时空，亲眼目睹那一场场关乎文化命运的交谈。
（2）诗文、序跋及其他：
补全思想轨迹，彰显文化担当
除书信外，《补编》将搜集到的诗文、序跋、备忘等文献统编为第二部分，按写作时间排序，原无标题者由编者据内容补充，主要可以分为三类：一是序跋、题辞与识语等，二是诗文、寿联与挽联等，三是谈话纪要、备忘及各类批注等。
这些书前序跋、诗文对联、备忘批注等，不仅能够还原张元济主持编译、校勘工作的各类细节，也能够持续印证他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，以及志存高远的文化品格——如校改严复翻译《原富》手稿的字斟句酌，与胡适探讨《常识丛书》计划的虚怀若谷，身居要职仍能亲力亲为的勤勉奋进，都在这些吉光片羽中得以体现。
例如，《补编》中补录了《中华民族的人格》书前题辞之五，展现其心系国运的民族大义。《中华民族的人格》是张元济编著的唯一一本通俗类小书，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出版，全篇不过五万字却屡次重印再版，凝聚了张元济旨在团结国人抗日、重塑民族精神的时代愿景。
《中华民族的人格》书前题辞之五
（1945年8月20日）
作者撰此书时，已料到必有通敌卖国之辈乘时而起，故作此以儆国人。“一二·八”后，果被敌军取去，付造纸厂毁化。此为劫后幸存之本。重阅一过，不禁感慨系之。
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
张元济识
1945年8月20日《中华民族的人格》张元济题识
在民族深陷危亡、国难当头之际，张元济早已预料到会有汉奸背叛国人勾结外敌，遂选取《左传》《史记》中的故事撰写成书，意在唤醒民众的爱国情怀，以儆国人、砥砺抗日。
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该书被日军禁毁，妄图消灭中华民族人格，岂料消灭不得反而助其发扬。张元济在题辞中强调，对国民人格的培育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宏愿，亦反映出他心系家国、勇担重任的时代使命。
此外，《补编》中还有数封涉及张元济国际交往的书信，如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、美国出版商普林顿等，这些书信再现了张元济与海外学者互动的历史细节，体现出他在对外交流中游刃有余的行事风范，以及其作为出版泰斗所具备的胸襟与眼界。
1921年10月28日张元济致美国出版商普林顿信
（英文打字件）
03
出版价值
补遗的意义：
对“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”的当代致敬
如果将《补编》置于张元济一生的框架中审视，会发现它填补了此前全集留下的若干空白。它的出版不仅为学界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原始史料，为商务印书馆践行文化弘扬使命奠定了坚实根基，更是为当代读者、出版者乃至文化教育工作者，给予了极其深刻的价值启示。
《补编》堪称“继《全集》之后的又一块文化瑰宝”，因为它不仅是推进现代出版史研究的文献基石，更是对张元济先生“昌明教育平生愿，故向书林努力来”这一精神的当代致敬。它以近35万字的遗珍，让我们看到了张元济作为出版家的远见、作为学者的严谨、作为爱国者的担当、作为普通人的温情。
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，回望张元济那一代知识分子，他们以出版为战场，以书刊为武器，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，为中华民族保留了文化的火种。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道路上，这部《补编》既是对过去的致敬，也是对未来的指引。我们通过阅读他的文字，通过《全集》与《补编》中那些或深沉或温润的篇章，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穿越百年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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